徐凡甘、文國士:在這條「實驗教育」的路上

想像你是一名老師,備了長時間的課程內容,帶著小五的自然課本站在講台上,台下的孩子興致缺缺地聽你講著:番薯是根、馬鈴薯是莖、蝴蝶小時候是毛毛蟲、蠶寶寶長大變成蛾……;下課鈴響後,孩子一窩蜂地衝出教室外的草地,拿著裝滿水的寶特瓶開始「灌蟋蟀」,興奮地向你分享今天抓到的蟋蟀有多大隻……

「四十分鐘」與「十分鐘」,孩子在哪一段時間學到更多呢?哪一段時間對孩子而言才是「自然課」呢?

在新竹的招募說明會中,TFT第一屆校友徐凡甘以及第二屆校友文國士(國國)向我們分享找尋解答的故事。

沒有學習熱情是我們的文化造成的

在教學現場的老師,無一不絞盡腦汁在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。對此,凡甘在兩年經驗中有很深的感觸,「當時我擔任一到六年級的科任老師。在低年級上課時,孩子總是熱情地回應;在高年級則完全不一樣,孩子就像一個又一個『山丘』,靜默不語。」

於是,凡甘做了一個實驗,向孩子們問道:「如果今天老師不按課本上課,你們想要學什麼?」他得到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,「低年級的孩子會說想要玩什麼、學什麼或做什麼;高年級的孩子就悶不吭聲,不知道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。」這令他開始反思現在的教育制度,「為什麼從一年級到六年級,孩子會從學習的主體變成被動的客體?」

「沒有學習熱情是我們的文化造成的。」國國認為在師生日常的互動中,便時常缺乏讓孩子「獨立思考」的機會,因此他會在許多適當的時機反問孩子的想法,透過語言上不同的運用讓孩子自我反思,打破既有文化下的師生關係。

「當學生進辦公室喊報告時,我會問他們:『為什麼要喊報告?』;當學生問我能不能再多吃一隻雞腿時,我會問他們:『你覺得呢?』;當孩子解了一個數學難題後,我會問他們:『誰是你最好的老師?』他們可能會說是國國,我會回:『不是,是你自己!』」國國認為:「既然這個文化是我們造成的,那也要從我們先開始改變。」

單一的學習評量方式,到多元的教學想像

「我們的制度似乎沒有把孩子的學習當成他們的事,以致於做出一個又一個罐頭給他們吃。的確,孩子的營養均衡了,卻失去了自己找尋食物以及鑑賞美食的能力。」凡甘認為孩子的學習動機在這樣單一的「罐頭式教育」中消失,並且變成僅僅在意分數之間的競爭。因此,他透過不同的評量方式,如出一張超過一百分的考卷、將扣分改成加分、以畫圈代替打叉等,希望改變學生對考試的想像。

「當無論都市、農村、漁村或山上都用同一本課本時,這些『偏鄉』的孩子永遠是學習上的弱勢,因為這些都不是用他們的擅長文化寫的。」這樣的「單一性」成了偏鄉之所以弱勢的原因之一,「但就像人有多元智能一樣,這些孩子也有他們的優勢。」

認知到這件事後,凡甘開始將教學與孩子生活中熟悉的事物結合;同時,當他發現孩子們對於環境有高度的觀察力,且甚至能將雨傘骨架做成弩弓時,他毅然決然地帶著這些孩子參加科展。此外,在原住民小學服務的國國也說道,他們的教科書會融入部落的文化,希望藉此提升孩子的學習動機與成就。

「非認知能力」同等重要

除了學科的「認知能力」外,品格與價值觀等「非認知能力」也是教育重要的一環。凡甘回憶,某次聖誕節他特別準備了枴杖糖給孩子,「在我拿出來的時候,我聽到了一個小朋友說:『爛!』接著,又聽到一個聲音說:『蛤,我還以為有什麼驚喜。』」這令剛進去教學現場的他感到驚訝與挫折,「常常大家的善意進來後,在沒有引導孩子的價值觀下,反而可能成了毒藥或副作用。」

國國便非常在意「非認知能力」的培養,「這往往需要透過身教來達成。」他也指出,「自我覺察」對於身教的重要性,「某個夥伴曾經跟我說,他發現自己常常忘記讚美學生。後來,他自己覺察到,這可能跟他從小到大在學業成績表現上很優秀有關,使他不自覺地覺得表現好是理所當然的事。」

同時,國國也舉了自身的例子。他從小是個衝動的人,各種生命經歷總與暴力脫離不了關係,直到遇見了高中老師後,他才開始學習溫柔,也希望將這樣的特質帶給他的學生們,「在每一次與學生的衝突中,我不停地克制心中那個火爆的自己,以溫柔的姿態面對學生。」因此,在這樣的身教下,國國營造了一個正向學習文化的班級。

從體制內出走的旅程

兩年中,在傳統教育體制內遇到了一些問題,凡甘與國國不斷地嘗試新的解決方式,卻也同時體認到許多限制,因此他們選擇在兩年結束後出走至體制外。隨著2014年「實驗教育三法」的通過,凡甘選擇到「臺灣實驗教育推動中心」擔任研究助理,希望繼續推動新的教育形式。NGO「孩子的書屋」規劃成立一所私立實驗教育學校,國國也將擔任「籌畫者」的角色,希望能將他的班級經營理念擴及整個學校。

「出走是為了回來。」凡甘與國國皆表示,體制外的嘗試是為了回應體制內的問題,希望能帶給體制內更多解決之道。在這條前無古人的「實驗教育」路上,他們持著對教育的熱情,勇敢地披荊斬棘,繼續為台灣而教。